谜语

十二年过去了，县长已换了四茬，吴涛县长八年前在一次招商引资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王根业参加了吴涛的遗体告别仪式，看着吴县长躺在鲜花翠柏丛中，他当时唯一的感觉是，县城殡仪馆的化妆师素质太差，吴县长脸上的脂粉太重，僵硬的唇上涂满了鲜艳的口红，他很消极地想，自己死后决不允许化妆，这一点应在死前立下遗嘱。那一天雨下得很大，哀乐声和雨声哭声一败涂地混在一起，糟糕透顶。

地震局在县里就像一件新衬衫的袖口下面多钉了一颗备用纽扣一样，可有可无也没人注意。县志上从来没有记载过本县有地震的历史，最近这几年，广播电视里说云南震了，新疆震了，河北也震了，可本地就是死活不震，虽说国家地震局发布的东部地震带离永乐很近，可永乐人宁愿为县城厕所太脏忧心忡忡，也不愿为人命关天的地震表示丝毫的关注。县城的人民群众认为厕所是当务之急是可能通过人的努力能够解决的，而地震日期不明确且天意难料，唐山死了二十万，河北也死了不少人，根本测不出来。一旦地震了也只能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了。地震局蜷缩在自来水厂旁边的两排平房里，除了每天做一些井水深浅水温观测记录以及记下地震仪地表磁共振数据之外，其余时间局里三十多人就捧着茶杯串串办公室猜猜谜语并且相互交流一下自家孩子如何聪明。一般说来，父母在别人面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要对自己孩子作言过其实评价的，因为他们不是在表扬孩子，而是在表扬自己。这也是很正常的。

王根业在地震局已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只有在年初的全县乡镇科局长会上，人们才能看到王根业穿一件黑颜色的旧棉袄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县城政界的一些年轻局长们不怎么熟悉他。因为他们从来不找地震局办事，不少人叫不出他名字来，只有一些老资格的局长们还记得这位当年春风得意的财神爷，因此在开会时，他们主动地将手伸出来，跟王根业握手。社会上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则是，上级跟下级握手，上级先伸手；男人跟女人握手，男人先伸手；强者跟弱者握手，强者先伸手。反正每年开会时都是其他局长先跟王根业握手，“王局长，最近忙什么呢？”“没忙什么。”王根业的脸上堆满了谦和卑微的笑容，声音柔软语气温和如同一位刚进城的善良而勤勉的乡下保姆。地震局的员工都说：“老王对我们下级平易近人，从来不教训人，当年有人说老王盛气凌人，不就是嫉妒吗！”每当此时，王根业平静地笑笑，不发表任何看法。地震局的人谁都可以拿起王局长办公桌上的烟盒，拔出一支就像拔自己的烟一样，王根业说，“烟价又涨了，三块二一包，每人都来一支！”部下们就说：“你老王哪天当县长了，还用得着抽三块钱一包的‘渡江’！”部下们也都知道地震局局长想当县长就像萨达姆反攻美国一样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因而也就说得很不严肃甚至有些轻佻。县城政界人士也基本上认定，除非七级大地震被王根业准确预报了而国家地震局却一无所知，才有可能官升一级，而这比萨达姆攻打美国更加困难，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要无事可干，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一旦干事了，就肯定会有麻烦，“无执故无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国际关系中讲究“平等互利”，实际上应该倒过来讲“互利平等”，只有先互利然后才会有平等友好。一般说来，只有在利益被剥夺的时候，儿子才会造老子的反，下级才会放上级的水。王根业干了十二年地震局局长，既无权又无钱，但落得个单位安定团结上下级一团和气，这都是因为实在是无利可争。地震局每个人都没必要看王根业的脸色行事，他们经常拍着王根业的肩膀说：“我说你这个鸟局长，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实在窝囊！”王根业并不生气，用黄梅戏《天仙配》里七仙女的一句唱词说，“上无片瓦我不怪你，下无立锥之地是我情愿的。”大家哈哈一笑。局里只有一个人对这种没大没小没上没下的现状表示不满，他就是地震局工会主席张全，张全有时将放肆的人轰出王根业的办公室，骂道：“你们他妈的都是小人，王局长要是当财政局长，你们敢这样放肆吗？”张全回到王根业办公室关上门，说：“王局长，你没有架子，这一点大家都很敬重你，但对他们不懂规矩目无领导。不能姑息迁就。”王根业不说话，递给张全一支烟，算是对张全维护自己尊严的感谢。张全小王根业4岁，是十二年来唯一每年去王根业家拜年的部下，虽说每次只送普通的两瓶酒两条烟，但这一切表现了对王根业存在的充分尊重。地震局的人都知道张全是王根业的铁杆，能当上工会主席享受副局级待遇，多少与王根业有关，好在地震局本来就没有什么油水，因此谁也没对张全与王根业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表示出丝毫的嫉妒或不满，再说王根业的政治终点站就是地震局的那张已经有裂缝的泡桐板制作的办公桌，办公桌上空空荡荡，只有一副印有“烹饪指南”内容的台历和一个永远堆满烟头的玻璃烟缸。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王根业召开全局员工会议，他第一次向地震局员工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们地震局办公室两排平房，漏风漏雨，有些仪器都生锈了，如果地震，首先是把我们给震了，我想无论如何，求爷爷拜奶奶，明年一定要把办公楼盖起来！”员工热烈鼓掌，会后议论纷纷，有人说，老王在地震局奋斗终身已成定局，现在总算要干一件实事了；也有人很不放心地说，老王十多年来困在地震局就像一本又旧又霉的线装书，能不能盖成办公楼令人怀疑；也有人说国家现在禁止盖楼堂馆所，这事办不成。

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王根业就从他那张有裂缝的办公桌前消失了。他带着工会主席张全和财务股长林丽英马不停蹄地四处出击上下奔走。县财政局的现任正副局长们以前都是王根业的下级，看着穿一件黑棉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王根业一脸虔诚地来求情，局长们动了恻隐之心，说：“你这十多年来从来没找过财政局麻烦，这次无论如何要解决你三十万。”局长就是当年拿了乡镇企业羊毛衫被王根业训得狗血喷头的小杨，王根业有些拘谨地站在小杨面前，“杨局长，当年不该让你将羊毛衫送回去，还望多多包涵。”小杨说：“哪里，哪里，老局长呀，我们现在想学你还学不来呀！”王根业很感动，不停地搓着手，连声道谢。当年王根业帮助过的乡镇企业塘坎制衣集团（原羊毛衫厂）资助十万元，市里拨了二十万。春节一过，王根业带着张全、林丽英到省地震局、财政厅要钱，地震局有一部县行管局淘汰下来的“伏尔加”，一开起来就像拖拉机一样怪叫，而且修理费贵得惊人，苏联早已解体了，而这辆破车还没解体，可要换零配件，你要不任宰，除非到俄罗斯去买。王根业从来不坐这辆车，他们一行三人坐公共汽车到了省城，然后顶着凛冽的寒风挨家挨户地表示意思。王根业有些沙眼，风一吹，泪水直流，有几次敲门敲错了被省城人以敌视的眼光反复推敲甚至恶语相加，下楼后风一吹，王根业泪流满面，张全说：“王局长，你别难过，求人的事免不了要受些委屈。”王根业说：“我不难过，我这沙眼，风一吹就控制不住。”说着又擦眼泪，省城大街上霓虹灯光你来我往地闪烁着欲望的光辉，寒风中走动的人们各怀心思去向不明。在“澎湖湾大酒店”请财政厅和省地震局有关人士喝酒时，王根业硬是将一杯杯白色的烈酒倒进了喉咙里，张全要为他代酒，他推开了，“不行，我不喝就是心不诚。”喝到最后连客人也不让他喝了，答应第二天就划拨专项资金给王根业。客人走后，王根业一头栽倒在豪华酒楼猩红的地毯上，地毯上有几根鸡鸭的骨头。夜里王根业在旅馆里吐得倒海翻江，后半夜终于吐出了几口鲜红的血。王根业多年来很少喝酒，地震局既不需要请人喝酒也不被别人请去喝酒。王根业这次死去活来的经历终于从省里弄来了三十万元。

办公楼开工的日子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王根业回忆起十二年前就是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被县长找去谈话的。九十万资金全部到位，局里员工突然觉得王根业有些伟大，部分人开始叫他王局长，倒是王根业有些不习惯。开工那天，没有举行任何奠基仪式，线一拉，石灰水一刷，破土动工。梁为县长知道后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过地震局，只是王根业的名字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

在这篇小说的故事开始之前，王根业遇到了十二年来前所未有的两大难题，一是他的女儿跟轻工局局长刘立言的儿子谈恋爱，这桩看起来门当户对的姻缘，遭到了王根业的坚决反对，虽说轻工局比地震局要优越得多，可王根业对女儿说：“你要是跟刘冈来往，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这句话毫无新意但古今中外任何反对儿女婚姻自由的家长都要说这句话。女儿王娟问为什么，王根业说不为什么。王娟说：“你一个堂堂的局长，居然还干涉婚姻自由，你这是侵犯人权！”王根业有些恼火，“我侵犯人权，那你就让克林顿把你调到美国去工作吧。”王娟说，“美国没有这个部门，我怎么办？”王娟在县精神文明办公室工作。王根业抽着烟摇头叹气，王娟说：“我知道你看不惯刘叔叔，可他就是一个好人！”王根业说：“我没说刘局长不是好人呀，你可不许在外面乱说。”

第二件事是张全跟他闹翻了，这个跟随他十二年如一日的工会主席跟他大吵一仗，“你怎么能过河拆桥呢，盖楼的钱是我跟你一起求人跑来的。”许多人看张全在王根业办公室大吵大闹都纷纷过来劝架，也有人用张全的办法对付张全，说，“你他妈的是小人，王局长要是财政局长，你敢这样放肆吗？”王根业在局全体员工会上说：“张全在为争取建办公楼资金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根据工作需要，张全不适宜担任基建负责人，”王根业看了一眼台下激动的目光，说，“有不同意我的意见的，请举手！”大家面面相觑，竟无一人响应，张全的右手蠢蠢欲动，看看周围无动于衷，他就像被钉子扎破了的车胎一样，瘪了。负责基建的是设备股股长杨海，此人曾因报医药费当面骂王根业比国民党还残酷，王根业当时笑眯眯地说，“那你就去找国民党报去吧，我是实在没钱！”

张全自从没干上基建负责人后，整天东游西逛酒气熏天，他在各办公室四处串门，公开表示了对王根业的不满。地震局上下却对这一决定拍手称快。不久人们就看到张全跟杨海经常在一起唠唠叨叨，终于有一天，杨海喝醉酒后在工会办公室里对许多人说：“老王这个龟孙子太不像话，我他妈的连一分钱都无权动用，买一根铁钉都要他批，我被龟孙子耍了！”